大概，没有哪一个与克格勃有关的问题，像委员会的档案这样，使记者们、学者们和社会团体感到这么关心。
克格勃的档案是什么呢？
首先这是克格勃的中央档案馆，馆内保存着自1917年，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命令，已经归档的、对公民的侦查案件，非司法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保安部会议记录的副本，在法西斯军队后方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的小组的材料，以及其他等等。克格勃中央机关和各州的分支机构一起，一共保存有大约65万件案卷。以前各加盟共和国的克格勃及各边区和州的克格勃管理局也保存有数量和内容都与此大致相同的档案。总计共有950万件。
此外，克格勃以前的各总管理局的档案室里还有反映它们各自工作特点的档案，约47000件。
国家最宝贵的东西，都是在这里。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定要给后代子孙保存下来。
保存档案的任务立刻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11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立了一个以有将军军衔的德米特里·沃尔科冈诺夫教授为首的议会辅助委员会。委员会要解决的第一批问题，就是讨论“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基金和档案”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但是，生活赶过了委员会从容不迫的工作进程和立法者的工作计划。没等到通过这项法律和对许多其他手续作出明确决定，为了满足社会了解过去事件的需要，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我就不得不做了我所能做的事。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克格勃奥斯瓦尔德被正式指控剌杀了约翰·肯尼迪。多少年来，这个案件使研究美国总统死亡情况的人伤透了脑筋。要知道，奥斯瓦尔德在苏联住过几乎3年，都认为他可能已被安全委员会招募，当了间谍。
多亏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于肯尼迪遇剌身亡以后，在监视奥斯瓦尔德的案卷上批了这么几句话，说这一案件有历史价值，这一总编号为31451、共有五卷的案卷才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五卷案卷不容反驳地证明，奥斯瓦尔德不是克格勃间谍。
1959年10月15日，20岁的奥斯瓦尔德以旅游者身份来到了莫斯科，并立刻申请加入苏联国籍，提出的理由是：他拥护马克思—列宁的思想。遭到拒绝后，他割断静脉，企图自杀。被送入鲍特金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去，声明放弃美国国籍。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向苏共中央提出一份报告，要求给予他在苏联暂时居住的权利，并为他安排工作，提供住处。中央责成白俄罗斯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明斯克无线电厂给奥斯瓦尔德安排适合他电工专业的工作（因为，据他说，他在部队服役时搞过无线电技术），红十字会拨给他5000（500）卢布装修住宅，并每月发给他700（70）卢布津贴。
克格勃对奥斯瓦尔德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不是为了要招募他，而是怀疑他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委员会动用了它拥有的一切手段：奥斯瓦尔德在明斯克的住宅受到窃听，几乎经常对他进行户外监视，克格勃的几名侦探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和他一道工作，他的往来书信都被检查过。因此，奥斯瓦尔德在苏联土地上的几乎一举一动，克格勃都了如指掌。
在报告中把他叫作“纳利姆”或“利霍依”（大概是谐音——“李案”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根据监视他的报告来看，这个人当真会引起反间谍机关的怀疑。与他自己所说的侨居苏联的理由相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从未表现出丝毫兴趣，从来不去听政治课，也不参加工会会议。他有时阐述的政治观点也不完全符合苏联的教条，于是克格勃制定了一些措施，向奥斯瓦尔德说明“苏联生活方式的优越性”。结果发现，他也不大懂得无线电技术。
“纳利姆”的生活方式，是他这个年龄的人的典型生活方式：参加各种晚会，和姑娘们约会。工作偷懒，因此经常受到批评。在明斯克，奥斯瓦尔德醉心于打猎，报名参加了猎人俱乐部，买了一支图拉造的猎枪。在他的案卷中记录着，他的枪法并不怎么准。
奥斯瓦尔德在明斯克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在药房作药剂师的玛丽娜·普鲁莎科娃。与美国对她的怀疑相反，她并不是克格勃的间谍。
渐渐地，奥斯瓦尔德对于呆在苏联感到苦恼了。从1961年1月，他开始坚决设法要求离开苏联，和住在得克萨斯的母亲、兄弟恢复通信，书信往来不断。1962年，奥斯瓦尔德和妻子以及他们生的女儿一同获准离开苏联到美国去了。
发生达拉斯的悲剧性事件不久之前，他曾向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申请去苏联定居的入境签证。他的申请被拒绝了。
克格勃对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包括利用侦察渠道提供的材料，得出结论，认为谋杀“是美国反动垄断集团与亲法西斯集团共同策划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政治中最反动和最富有侵略性的观点”。奥斯瓦尔德被看作傀儡，或者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阴谋的同谋犯。
我对现有的奥斯瓦尔德案卷的真实性毫不怀疑。伪造这样的案卷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因为在60年代谁也不会认为，有朝一日它会成为公开的财富。
拉乌尔·瓦连别尔格案件瑞典的一位外交官，在法西斯执政的年代，他在匈牙利救过几百名犹太人的性命，1945年被苏军当局逮捕，多年来全世界舆论界一直不知道他后来的命运。1957年以前，已正式否认这位许多国家荣誉公民居留在苏联领土上。50年代中期，战俘开始返回西方的时候，西方的战俘曾在卢比扬（内部的）监狱和列福尔托夫监狱与瓦连别尔格有过接触，继续矢口否认已经毫无意义，于是葛罗米柯发表了一个声明，说1947年7月17日，瓦连别尔格在内部监狱中死于心肌梗塞，他的尸体未作解剖，已经火化。并提出国家保安部军医处处长斯莫利佐夫给国家保安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报告，以证实上述说法。多年来这一直是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瓦连别尔格案件的唯一文件。后来有许多好像是在各个不同的集中营和监狱中看到过他的人，提供了许多证词。地域非常广阔——提到了几乎是所有大家都知道的关押犯人的地方。这一情况就使人不会相信这些“目击者”的证词了。1989年，在克格勃的档案中（根据一切迹象来看，当真是偶然地）发现了瓦连别尔格的一些个人文件，还有他的几件东西。几十个国际委员会和独立的研究者经过详细研究，提出过许多关于瓦连别尔格的命运的说法。只是都未能明确说明他的命运。
我第一次碰到瓦连别尔格案件，还是在内务部的时候，当时瑞典驻苏大使馆请求准许一个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查阅弗拉季米尔监狱犯人的卡片，根据某些材料来看，认为瓦连别尔格可能被关押在那里。
在克格勃，我要查看档案室中此案的所有材料。向我报告说，有大约10份文件，其中5份是舆论界还不知道的。9月4日，这5份文件转交给了瑞典大使别尔涅尔先生。其中有一份151步兵师政治部主任1945年1月14日报告的副本，报告中说，瑞典大使馆秘书拉乌尔·瓦连别尔格和他的司机在布达佩斯边丘尔街16号被拘留。秘书和司机已经“安置好，并且保护起来”。在内部监狱犯人登记册里发现了仓库管理员所作的记录：1945年2月6日收下了他的东西。在监狱中德国上等兵扬·洛伊德的案卷里发现有一处提到，当时他曾和瓦连别尔格一道给关在卢比扬监狱；而在对瑞典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职员托马斯—格罗斯格依姆—克雷斯科进行侦讯的案卷中，发现审讯他的记录中问到过瓦连别尔格。还有，曾把克格勃副主席卢涅夫1957年的一封信转交给外交部，信中就对匈牙利外交部查询维尔亚什·兰格费利德尔（瓦连别尔格的司机）命运的答复统一口径。信中说，遵照国家保安部以前领导的命令，有关兰格费利德尔的所有文件，也和瓦连别尔格的文件一道，全部销毁了。
这些就是继续寻找的出发点。我命令成立一个调查此案的机关内部的委员会。
工作在多方面进行，只要有可能找到线索的地方，都不放过。检查了克格勃档案室中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材料，检查了苏联总档案馆中战俘和被拘留的外国人的档案，国家和党的档案，监狱里的登记簿，精神病院病人的名单，已被埋葬和火化的人的登记簿。拟定了一个20多人的名单，这些人以前可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瓦连别尔格案件。我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发出了亲笔签名信，请他们告知他们可能知道的、关于瓦连别尔格的任何信息；在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阿尔让尼科夫在场的情况下，苏联———瑞典委员会的成员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谈过话。核对了肯定说曾在各个不同地点看到过瓦连别尔格的证人们的证词。请求各共和国克格勃和各州克格勃管理局寻找关于瓦连别尔格的材料。仔细研究和核对了一切可能的说法，什么说法也没能推翻，什么说法也没能证实。
我委托我的助手B．尼科诺夫领导这一工作，在四个月中找到和公布的文件大概超过了过去45年里找到和公布的文件。
根据向我作的关于瓦连别尔格一案的汇报，我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不能认为这就是最终的结论。
瓦连别尔格于1945年被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逮捕。多半是因为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不过不清楚他是为谁效力）。反间谍机关的领导人（后来成了国家保安部的领导人）阿巴库莫夫甚至对外交部也隐瞒了已把他送到莫斯科来的这一事实（外交部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当逮捕中立国著名外交官、并把他关押在卢比扬监狱的事实被揭露出来以后，最初曾在全世界面前矢口否认这一事实的苏联领导产生了消灭痕迹的想法。大概，阿巴库莫夫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就包含有消灭瓦连别尔格的建议。当然，这样的问题只能在斯大林一级才能作出决定。“有人——就有问题。人没有了——也就没有问题了”。大概，瓦连别尔格被“搬走”了。的确。曾下令销毁所有文件。根本就不可能有“执行判决”的任何记录，因为没有判决，而且在1947年，苏联没有正式宣布的死刑。可能是在莫斯科当时唯一开工的火葬场——顿斯卡亚修道院火葬的。从卢比扬监狱送到那里去的尸体多半都不登记（“请收下50具尸体，进行火葬”）。我完全相信，拉·瓦连别尔格已经不在人世。
摘自《摆脱克格勃》
新华出版社出版
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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